相知的鸟

肋巴佛给我们的启示

——在赵瀚豪长篇小说《活佛传奇》座谈会上的发言

◎敏彦文     

    肋巴佛的事迹经过数十年的传说和演义，故事已经相当丰富。历史小说就是演义的一种。读了赵瀚豪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活佛传奇——从活佛到共产党员》，我觉得勒巴佛的事迹至少给我们这样几点启示。

    启示一：为伸张正义，不怕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在今天看来尤为可贵。

    肋巴佛因小时不爱说话，被众人视作“哑巴”。１９２２年８月，全家辗转欲返原籍甘南夏河。途经临夏积石山吹麻滩时，父亲不幸惨遭当地财主的毒手死亡。小“哑巴”随母沿途乞讨赴导河（今临夏）告状。数次诉状毫无结果。次年４月，全家诉状到导河镇守使处。公堂上7岁的“哑巴”孩童不畏强权，面对当权者及其爪牙的威吓立而不跪，勇敢抗挣，并大胆说自己是“活佛”，要坐堂者向自己下跪，以此震慑权贵，达到为父伸冤的目的。正是他的这一惊天之举和事情的巧合，使他在导河镇守使裴建准的主持下，顺利坐床成为松鸣岩寺第十八世怀来仓活佛，俗称“肋巴佛”。这虽然发生在一个7岁孩子身上，但在今天一部分人极力推崇只要官大和钱多，就什么良心、信仰、信念都可以弃之不顾的世情下，其精神值得我们惊醒、学习和发扬，尤其是在教育祖国的未来——孩子方面。

    今天，我们的不少家长包括一些老师在教育孩子时，有意无意的在给孩子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要能做大官、挣大钱、发大财，除了杀人越货之类的事情不能做外，其它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包括阿附权贵，欺压良善，坑蒙拐骗，投机取巧，出卖朋友，损人利己……等等。所谓只看结果，不论手段。人们要的是最终的富贵发达、扬眉吐气和志得意满，至于通过什么手段达到目的就完全可以不计较了。这种教育思维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任其肆意发展，支撑我们社会的传统道德价值就会完全崩溃，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愿景就会成为泡影。

   启示二：关心民生，主张民权，同情民间疾苦，为民众谋生路、谋幸福，不惜放弃舒适的佛爷生活，其本质与佛陀释迦牟尼自愿放弃王储之位，行乞人间，传扬佛法，普渡众生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也与我们党的宗旨是一致的。

    “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16个字可以说是佛教的总纲。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人为民服务。它们两者是相通的。“圆满诸德，寂灭诸恶，”是佛家弟子持戒修行的最终目的。在黑暗、专制、残暴的时代，惩恶扬善，铲除让人民群众痛苦的罪恶渊薮，是宏扬佛法，光大修持的特殊方式。作为宗教领袖，肋巴佛能毅然决然脱离佛座殿宇，肩负万民所望，率领僧俗群众，举义旗，反暴政，走上革命道路，实为大智大勇，大慈大悲之举，与佛陀的法轮殊途同归，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推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本质不谋而合，非一般人所能为。

    肋巴佛自幼饱经磨难，对地方劣绅及官府横征暴敛，欺压穷苦百姓的社会现状深恶痛绝，所以当活佛后非常同情贫苦农牧民，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解除他们的苦难（即奉行众善）。但残酷的现实使他无法从根本上把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解救出苦海，更无法使他独自净其意（独善其身）。他陷入苦恼当中。1935年到1936年间，红军长征路过卓尼、临潭，肋巴佛得知红军保护寺院、救济穷人、倡导民权、关心民生、为解放劳苦大众誓愿赴汤蹈火的言行后，感触极大，进一步促进了他在思想上的觉醒。他说：“咱们也要象红军那样为百姓办事，推翻这吃人的世道。”决心以实际行动反抗国民党的黑暗腐朽统治，推翻旧社会（“寂灭”诸恶），开辟新世界（践行众善），为劳苦大众谋幸福（普度众生的现实方式）。红军北上后，他组织成立了“草登草哇”(七部落穷人组织)，带领群众开始了抗粮抗捐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更加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各级官吏大发战争财，赋税层层加码，私囊层层中饱，打着抗日的旗号，大肆敛财自肥，人民群众不堪负重。加上自然灾害严重，民不聊生，路有饿殍。而官府不知体恤，仍然不间断地横征暴敛。“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943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肋巴佛带领僧俗群众，在治力关泉滩与汪鼎臣部会合，正式发动了甘南农牧民大起义。在这场斗争中，肋巴佛高举义旗，率领各族群众同反动武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他却找到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这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去革命圣地延安，跟着党继续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以实现圆满诸德，寂灭诸恶，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愿望。惜英年早逝，未能到达延安。

    启示三：革命意志坚强，与敌人誓不两立的大无畏气概，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仁人志士、英雄人物和革命先烈血脉相通。比如说屈原、文天祥、洪秀全、谭嗣同、孙中山、秋瑾、方志敏；比如说陈胜、吴广、张角、黄巢、郑成功、李自成、王聪儿、赵一曼……。

    肋巴佛领导的起义发生后，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向蒋介石连连告急。蒋介石急调围困边区的胡宗南七个正规军、两个骑兵旅、马步芳三个团，配合地方保安团、交通司令部一团、驻兰空军以及各地自卫队开赴陇南，围剿义军。同时，坐镇天水指挥的胡宗南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命令五十九师、十五师、十二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义军合围。义军和敌军展开了生死大战，经过几昼夜的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不得不撤军。当肋巴佛得知国民党政府派宣抚团到各地发赈济粮，收买民心，招降义军领导人，来的大员中还有当年的导河镇守使裴建准时，坦然说道：“我虽与裴镇守使交谊很深，但与国民党誓不两立。谁来招降，我也是不投降的。”义军失败后，国民党政府挥起血淋淋的屠刀，扑向各族起义群众，通缉肋巴佛等义军领导人。数千群众惨遭杀害。对此，肋巴佛没有屈服，革命意志没有削减，带着部下和敌人周旋在深山密林，并策划二次、三次起义。为了继续革命并取得成功，他放下自己的活佛身份，真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决跟党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义无返顾的坚定信念。

    启示四：执政党只有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其政权才会稳固、长久。

    肋巴佛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一面大肆屠杀义军战士，一面用高官厚禄诱降义军领导人。肋巴佛等义军领袖既不怕敌人的白色恐怖，坚守革命信念，决不投降，又不为敌人许愿的高官厚禄所动，一心与反动派斗争到底。

    从小到大，再到壮年，肋巴佛深切体验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与腐朽，领教了现实的政治对人民的残暴和蹂躏，认识到实行现实统治的国民党不代表也不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谈不上为人民大众谋福利。国民党政权及其专政机器只代表买办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家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只是他们压榨、剥削和奴役的对象。只要国民党反动派的现实统治存在和持续，人民就没有好日子过。因此，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求解放、谋生路、谋幸福的第一要务。肋巴佛先是领导穷苦人民反暴政，失败后，一边继续谋求再次起义，一边努力找寻能够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组织。他找到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此，他急切地入了党，并要求到党的中心——革命圣地延安去学习，全面了解党的主张和理论，切身体验党的鲜活做法和面貌，以便将后更好地跟着党为劳苦大众服务谋福祉。

    他的选择是正确，也是有远见的。因为他从国民党反动派丑恶的行径上看到了其失败的必然性。著名作家王树增在其《解放战争启示录》一文中写道：“在国民党统治末期，他们彻底失去民心，被老百姓抛弃了。当时，国民党的行军日志上永远有一句话‘不得进村宿营’，这和共产党刚好相反。共产党的部队离村还有好几里地，孩子们就来迎接了，油灯就点上了，大娘将热水烧好，百姓的炕头就是营房，很安全。”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而国民党“整天喊着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实际上是私利高于一切。”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维护私利集团的利益。为此，他们不惜出卖党和国家利益，不惜吞噬老百姓的利益，更不惜投敌叛变。1948年，蒋介石在一个军事检讨会议上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

    其实，蒋介石应该从自身及其四大家族所把持的国民政府身上找原因。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迅速失去人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抗战期间大发战争财，用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榨取人民的血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了‘劫收’，大发胜利财，巨额敌伪资产转归官僚资本集团控制的部门占有，其中很多部分被官员个人侵吞、隐匿、变卖。”而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府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有的地方的捐税征收到了1967年），更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人为制造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所强制剥夺的民脂民膏的绝大部分流入到大官僚大商人私囊里去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使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洗劫；美国商品的强势倾销，使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种种弱肉强食的社会再分配，把大多数人民推向啼饥号寒的境地”，谁还会相信国民党及其反动政府的谎言？谁还会拥护它、支持它、跟它走？它岂有不败之理？岂有不被广大人民唾弃之理？